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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人新客的南洋創業之路

時間:2018-07-29 分類:鳳凰周刊

李克難

印尼華人老闆翁其炳聽到中國公民楊永強在印尼身亡的消息時,唏噓不已。

近年來,到印尼開礦的中國商人要麼铩羽而歸,要麼困守他鄉。楊永強身為其中之一,在資金鍊斷裂後隻得到處躲債。今年1月17日,楊永強的屍體在自家後院被找到。被發現時,他的愛犬一直在屍體被埋的地方扒土。他的女兒哭訴說,是那些債主害死了父親。

明清時代開始,南洋便是中國閩粵一帶人掙脫貧困、改變命運的出口。一代代人乘着舢闆,跨越浩浩南海,來到印尼群島,逐漸形成數百萬的人口規模。即使是三十年前,印尼還是中國人向往的富裕之地,但如今,中國與印尼的位置已經悄然反轉——印尼不再是閩粵人找活路的地方,而成為中國人找錢路的地方。

“窮得隻剩膽”的福清人

對翁其炳這樣的福清人來說,對印尼的情愫是潛移默化的。

南洋華僑,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大陸,還是一個耀眼的詞彙。翁其炳記得,自己的南洋親戚帶回老家的喇叭褲、手表、縫紉機、電子計算器等等,都讓鄉親們驚歎不已。1976年,一個南洋親戚帶回一台20寸彩電,那時家裡連電都沒有。福建各地均以家裡有位南洋親戚為榮。

“那會兒看到從南洋寄回來的照片,哇塞,家家都有小汽車。親戚隻是開布店的,也買了車。在中國,隻有縣領導才有。那時候國内隻有大酒店才貼瓷磚,在印尼卻已經很普及了。就連印尼的衛生間都比我們的廚房漂亮。怎能不讓人羨慕呢?”

人多地少的福清市是福建省福州市轄的縣級市,如今是中國的著名僑鄉,據說旅居海外的華僑和新移民有近90萬人,遍布世界120個國家和地區。然而在70年代,這裡是個“窮得隻剩膽”的地方。改革開放後,福清人千方百計往外跑,謀求生路。“80年代主要往全國各地跑;到了90年代,就開始沖出國門、走向世界。”翁其炳說。

從福清走出的華人,在印尼早已聲名鵲起。祖籍福清的印尼華人林文鏡與林紹良掌握的“林氏集團”,是蘇哈托時代最大的财團。80年代,兩人開始在福清投資建酒店、修公路,還将台灣、香港等地的投資者引入福清,将海外先進的理念帶入家鄉,繼而帶動起福清地區的經濟發展。

如今,随着印尼向中國放開簽證政策,從中國任何地方前往印尼不再是難事。但90年代的福清人想要去蘇哈托時代的印尼,卻面臨着諸多阻礙。據翁其炳回憶,當年很多人通過各種渠道“變通”進入印尼後,平日都不敢出門,隻得抓緊學語言,生怕被認出是中國人。爾後,其中的一些人從給人幫活開始,到開五金店,再到開辦工廠,漸漸做大。林紹良早年靠丁香生意起家,後經營面粉廠、水泥廠等生意,并涉足地産和金融業。

到翁其炳遠走印尼之時,已是印尼民主改革之後的梅加瓦蒂時代。随着排華政策的終止與兩國關系正常化,到印尼投資的中國人不斷增多。“以前是印尼華僑到我們那裡投資,現在輪到我們去印尼投資了。”

像翁其炳一樣在2000年前後赴印尼的中國人,不再是走投無路時投奔南洋的逃家,而是懷揣資金去南洋創業的新客。不過,他們面臨的也是與前輩們不同的難題。

親身體驗“霧鎖南洋”

翁其炳剛到印尼時,印尼經濟正處于金融危機後的恢複期。很多人發現,印尼市場供應不足,市面上的日本産品比中國産品昂貴很多,因而覺得中國産品有着很大的市場。最開始,翁其炳與朋友一起做起了外貿生意。“周圍很多朋友開始倒騰電器,我就選擇做廣告材料。由于這些輕工業産品在印尼根本沒有生産基地,因此本地生産成本比想象中貴得多。”而據翁其炳回憶,即便有中國産品在印尼走俏,過一段時間後,由于質量較差,很多消費者轉而繼續使用日本産品。

不久後,随着印尼經濟的逐步恢複,建築行業開始興旺起來,建設用鋼筋需求量也不斷增加。翁其炳聽說鋼鐵能賺錢,便與很多老鄉開始投資鋼鐵。印尼雖有豐富的煤炭,卻沒有煉鋼所用的煉焦煤。于是,很多福清人通過回收廢舊鋼鐵來獲得原料,用小型電爐進行冶煉。“當時有人通過中國式廢品回收站來回收,有人則委托一些地方小官甚至宗教人士搜集工廠尾料。”一時間,福清人建立起了20多間鋼鐵廠,參股的達到100多人。

“當時的一個緻命問題是,看别人做什麼賺了錢,大家就都去做,一擁而上。但這裡的消費量、市場是有限的。本地生産也遭遇中國進口的沖擊,結果很多生意成了中國人打中國人。”回憶起那段日子,翁其炳不禁苦笑。

2010年後,随着鋼鐵市場價格的幾起幾落,在印尼生産鋼鐵的利潤空間逐漸縮小,很多中國商人開始轉而投資印尼礦産。但2014年印尼原礦出口禁令的頒布,讓很多礦主被套牢,部分投資者血本無歸,或者就此轉行,“賣燕窩、開餐館,從當大老闆變成做小生意”。

翁其炳慶幸自己沒有涉及礦産,而是投資水泥,躲過了可能遭遇的損失。“我們小時候看過一個電視劇叫《霧鎖南洋》,這會兒真是‘霧鎖南洋啊。”

盡管福清人在印尼曆史悠久、根基深厚,福清幫的說法也早已聲名遠播,但在印尼的福清人之間并沒有出現代代提攜的景象。“福清人有句話說‘福清人親不過三代,老一輩福清人在蘇哈托時代成長起來,很多人連中文也不會講了。前些年看着從大陸來的窮親戚,還擔心會被纏上借錢。現在盡管沒有這樣的意識了,但幾代過去後,能交流的話題越來越少,也漸漸疏遠了。”翁其炳說。

在印尼的福清同鄉會裡,有很多老一輩的成功人士,但這些人大部分生活得都很安逸,事業也早有人幫忙打點。“與我這樣還在第一線奮鬥的創業者不一樣,他們有自己的圈子。”翁其炳說,反而一些新到印尼的中國人建成的交流群組更有吸引力,比如最近很活躍的印尼中華俱樂部,“平時大家會相互交流,還會舉辦相親會之類的活動”。

難搞定的政府

翁其炳覺得,在印尼辦企業和在中國最大的不同在于,中國企業能從政府那裡得到很多扶持,但印尼政府表面上說歡迎外國企業投資,實際過程卻不會得到實質性的幫助。

“過去在中國辦手續,幾天就能辦完,這裡卻很難。去年年底印尼政府說要簡化投資手續,說3小時就能取得8種許可證,但實際上他們設置了很多前提,比如要求企業有多大規模、投資達到多少,這些都不是我們普通的創業者能達到的。”

對于像翁其炳這樣的中小企業華人創業者來說,最多的抱怨仍集中在政府身上。

近幾年翁其炳開始投資水泥廠,建廠前需要環保部門的環評許可,翁其炳從印尼相關部門獲知,自己不能直接申請,要通過代理去辦。于是他隻好委托一個代理,但那人做事十分拖拉,加之要找的部門也多,耽誤了很多時間。最後初步的認定有了,但由于工廠部分原料需要進口,印尼國内又對相關産品有進口配額,需要正式環保批文才能辦。“最後生生卡在了環評批文那裡,來來回回折騰了一年多,工廠才得以投産。”

翁其炳告訴《鳳凰周刊》記者,他所經營的水泥粉磨站可消耗工業垃圾、鋼渣與煤灰等材料,這樣的産業在中國國内屬于政府支持的環保項目,會享受補稅優惠,但在印尼則相反,“除了從事這個産業要單獨辦證,消耗各種工業垃圾也得辦證,同時還要收取相關環保費用”。

不僅如此,印尼地方政府不僅不會為投資者提供便利,個中腐敗更是普遍,連一個小小的村長也不例外。“隻要在一個村子辦廠,村長就跟遇上了搖錢樹一樣,開始向你伸手要項目,工人要通過他們帶進來,原材料由他們提供,銷售也通過他們倒一把。如果要避開這些麻煩,隻能給他們一些錢。雖然他們的胃口不算大,但會常來‘拜訪。”

另一個問題是土地。在印尼土地雖是私有,但經常碰到同一片土地有幾個地主,土地證有幾本,從而引發争議。遇到這樣的情況,政府也是模棱兩可,外國企業面對地方勢力隻有花錢搞定。

最讓翁其炳哭笑不得的,是印尼的執法部門。

“一次我朋友家丢了錢,報警後,警察不去追查錢到哪裡去了,淨問些沒用的,後來更是三天兩頭來找,車費油費還得你出。一下子,辦案費用花去好幾萬,他說算了,撤案吧,警察卻說‘對不起,這不是你想撤就能撤的,于是辦撤案手續又花了一筆錢。最後一算,辦案的錢比丢的錢還多。”

中國人常說,改變不了大環境,就改變小環境。但在翁其炳看來,在印尼想改變所謂的“小環境”也很難。在印尼,政商可以互相利用,商人有時能通過議員解決一些問題,議員也可能找商人幫忙,但最終,想在此真正建立長期且穩定的關系仍然很難。印尼的政體決定了其權力結構的碎片化,像我們這樣新創業者想做到政商之間能夠“稱兄道弟”的其實很難。

“在印尼,不可能找到一個大領導,就能把所有事擺平。從村長到縣長,再到省長都是競選上去的,相互之間不買賬是常态。”翁其炳開始發表經驗之談,“印尼這個國家是民主,但太民主了我看也對經濟發展不利。比如修一條路,本來是國家重點工程,應該要服從,但就是沒法拿下地來。印尼的高速公路從70年代就開始修,現在才兩千多公裡;中國從80年代才開始修,已經十萬公裡了。”

别拿中國做想象

翁其炳一家有四個孩子,大兒子在印尼長大,早就融入了當地,另外三個孩子在中國,家裡人正為以後在哪裡定居而發愁。看到中國的發展形勢,翁其炳的太太更傾向于讓孩子們在中國接受教育。然而,盡管對印尼有各種各樣的抱怨,翁其炳卻更希望待在印尼。“在印尼的前幾年,我覺得這個地方就是白養我都不想待,但幾年以後就會喜歡這裡。”

在他看來,身邊很多華人都有類似的想法,原因在于在這裡的生活實在安逸。“這裡的華人沒有做苦力的。我們出行有司機,家裡有傭人,就連換燈泡都不用自己動手。不要看有些華人開的小店很破,但他們或許都住着别墅呢。我身邊有一些華人把小孩送去歐美念書,但畢業後他們很多人都回到印尼。”

此外,印尼本地人大多善良,性格溫和,也比較服從管理,很少會看到有人在街上吵架。不過,一些印尼人也比較善變,不太有誠信。和許多東南亞國家的人民類似,印尼人沒有中國人那種積累财富的思想,也沒有勤奮刻苦的精神,今天的工錢今天吃,明天沒飯吃再找老闆借,有餘錢就休息幾天。建一個工廠,中國人隻要設備到位便開工生産,而印尼人則要等廠房建完才會開工。

不過,在翁其炳看來,印尼人的這種悠閑、容易滿足的生活态度也在影響着自己。“當周圍所有人都這樣慢節奏的時候,你也隻好慢下來。沒有那麼多人情世故要去料理,沒有那麼多利益要去頭破血流地争取,整個人活得更輕松。”

回顧自己的創業之路,翁其炳覺得,如果能回到過去,會少走很多彎路。“過去看到印尼某個商品賣得很貴,中國又很便宜,就以為能有很大的商機。但當你真正做的時候才知道,價格貴是有原因的——流通、制造、人力,每一項成本在印尼可能都會很高。”他舉例說,從中國運一船貨到雅加達,可能一噸需要10美金,但從雅加達運一船貨去泗水,距離近很多,卻要13美金。“因為這裡從船到港口,條件都太落後。”

“看到祖國發展得這麼快,很多華人一開始會覺得,印尼終究有一天也會那樣吧。但事實上很難。把這裡想成跟中國一樣是不可能的,所以,如果用中國的思維在這裡發展,肯定會水土不服。”這位在此創業15年的華人新客說,“所以,像楊永強那樣的人,還是别随便來印尼,别受這個罪!”